苏州人在请教尊姓大名时，遇到黄王不分，或者陈郑不分，常可听到双方都在申明：草头黄、三划王，耳东陈，奠耳郑等等，以免混淆。这不奇怪，吴侬软语与普通话在音、韵、调上的差异之故。让人弄不懂的是，若要问到地名，即使拿出地图来，指正了字眼，也会弄得一头雾水，不知所以。哪怕你同样是吴语系统的上海人、无锡人、杭州人 —— 只有土生土长的苏州人才自己明白。试列几则 :
黄鹂坊，很有诗意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还写过“黄鹂巷口鹦欲语，乌鹊桥头冰未消”的诗句。到了宋代，不知什么原因改称黄牛坊了。而现在的苏州人却称之为 “ 黄泥坊 ” 。 吴趋坊，是苏州最古老的坊之一。“吴趋”是古代歌曲的名字。晋代陆机曾写过《吴趋行》，诗中写道：“吴趋自有始，请从阊门起”。因此，“吴趋 ” 之称最迟不晚于晋。可是，苏州人却总是叫它 “ 鱼翅坊 ” 。
临顿路，是因吴王率军追击东夷，临时在那里驻扎，停顿休息，所以得名也较早。唐代诗人陆龟蒙曾家住临顿里。想不到苏州人会把“临顿”二字读如英国的首都 “ 伦敦 ” 。
养育巷、由斯弄、钩玉弄（ 1972 年改称塔影弄）名字都很雅。苏州人却偏要化雅为俗，分别叫它们为“羊肉巷”、“牛屎弄”、“ 狗肉弄 ” 。
也有化俗为雅的：阊门外鸭蛋桥，其名很俗，一些苏州的骚人墨客就在他们的笔下，写作“阿黛桥”。也许是因为民国时期，这一带正是“红灯区”吧。
宜多宾巷，本作糜都兵巷，是为纪念宋代朝议大夫糜某而命名的。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原因，改为“宜多宾巷” ，进而更读作“耳朵饼巷” 。耳朵饼是一种不规则半圆形，形如耳朵，甜中带咸的饼。旧时儿童爱吃的零食，现在当然失传了。 乔司空巷，因宋左丞相乔行简所居而得名。苏州人却称之为“乔师姑巷”。师姑在苏州话中是指尼姑，听来总觉得有点奇怪。
泰让桥，是为纪念吴国先祖泰伯奔吴让贤之举而命名，苏州人都叫它“太阳桥”，与原意相差十万八千里。
护龙街是人民路的旧称。在环卫设施普及之前，苏州人家家户户只好用马桶。每天凌晨，居民都把马桶摆在自己家门口，等推粪车的环卫人员来集中处理，因而在街道两旁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马桶，人们形象地将这条贯穿苏城南北的街称为“马桶街”。不过，也有称为“马龙街”的。不管怎样，把“护”字定要转音为“马”字，不知何故。
铁瓶巷，相传唐朝初年有一仙人在此枕铁瓶而卧，醒后遗下一个铁瓶，因此得名。苏州人却称它“铁皮巷”，把好端端的一只瓶，化为一张皮。 都亭桥，相传春秋时期吴王寿梦在阊门内建都亭桥，专门用来招徕四方贤士。据《吴地记》记载，唐时基址尚存。现在苏州人大都叫它“都林桥 ” 。
塔倪巷，据说是孙权建报恩寺塔（即北寺塔）时，造塔所用之泥一直堆到这里，因而得名塔泥巷。如今正式命名为塔倪巷，反而说不出个所以然了。 诸如此类，音转、读别的地名，实在太多，数也数不清。试再举些时常听到的如下：
马医科，叫 “ 蚂蚁（音米）窠 ” ；游马坡巷，称“油抹布巷”；蔡汇河头，索性减为三个字 ——“柴河头”；乘马坡巷，变了“陈麻皮巷” ；马大箓巷，称 “ 马达头巷 ” ；称日晖桥为 “ 石灰桥 ” ；称莲目巷为“莲蓬巷”；称织里桥为“吉利桥”；称西津桥为“西星桥”；有哲学味道的因果巷，转眼成了人人喜爱的“鹦哥巷”；南濠街，叫“南傲街”；梵门桥弄，叫 “ 眼门桥弄 ” ；邵磨针巷，非夷所思，变了 “ 撞木钟巷 ” ；称胥门为 “ 西门 ” ，葑门为“ 付门 ” ；称大小柳枝巷为 “ 柳贞巷 ” ；谢衙前，成了 “ 象牙前 ” ；殿基巷，自然而然成了盘中美餐（现在是保护动物） “ 田鸡（青蛙）巷 ” ；称镇抚司前为 “ 镇福寺前 ” ；称盛家带为 “ 盛家对 ” （不知哪家错）；称中由吉巷为“中油鸡巷”（又是美食）；称调丰巷为“调粉巷”等等。从字音、字面上看，都与原名相距很远，甚至觉得有点儿滑稽。
另外，苏州人对邻近城镇也有特殊读法。如称吴江芦墟为“芦区”，震泽为“进闸”（不知有否出闸）；吴县陆墓为“落呒”；称浒墅关为“许墅关” ，还说成是乾隆老倌第一个读错的，不知是皇帝情结，仰或老百姓的幽默；称唯亭为“移亭”；称阳澄湖为“扬长湖”（不知是否还有避短湖）。
为什么临顿路叫作 “ 伦敦路 ” ？为什么浒墅关称之为“许市关”？为什么葑门变成了“富门”？这些问题似乎一直使苏州人感到大惑不解。我从小听惯的说法是 —— 苏州人好读白字。对这种自嘲，我以前也深以为然，但自卜居香港之后，对这个问题渐渐有了不同看法。这一方面是因为数十年来将粤语、吴语和普通话相互比较印证，颇能使人省悟；另一方面是因为性喜聚书，闲来翻阅旧籍，往往从中发现疑难问题的现成答案。因此，收到家兄寄来的《苏州杂志》 2000 年第 6 期，拜读了《弄不懂的苏州地名》一文后，抽空想提出自己的一点浅见。
苏州一些地名的读法和常音不同，我认为并不都是讹称，其中主要有两种情况：一是吴语的语音起了变化，但某些地名仍读如古音，故而和今音有了差别；二是一些地名更改了，但苏州人的习惯改不了，叫法一仍其旧，于是也造成了字面和读音的不同。
中国的汉字不是拼音文字，语音变化不易觉察，其实这种变化是在潜移默化间不断发生的。只要将老一辈苏州人和今日青少年的口音作一比较，便会发现有很大不同。如果说数十年间语音已有明显变异，那么数百年，甚或数千年，其差别之大就可想而知了。不过，古音常常会在口耳相传的用语中留下种种蛛丝马迹。例如，苏州的善男信女念佛，“南无阿弥陀佛 ” 这六个字中，“南”、“无”、“阿”三字的读法和今音便已大相径庭。其实这句佛号的读法，仍接近于古音的缘故。
先说临顿路。苏州人把这个历史悠久的地名叫作“伦敦路” ，正是古今音不同的典型例子。何以见得“伦敦”是古音呢？我想举出三点依据。依据一是古代的字书。按宋代的《集韵》和元代的《古今韵会举要》， “ 临 ” 字的注音都是“犁针切”；明代的《洪武正韵》则是“犁沉切”。所谓切，即反切，是中国古代的注音方法。用现代的概念来解释，就是将上字的声母和下字韵母相拼，再以下字的声调读出。如果我们用苏州话把“犁针”或“犁沉”反切，得出的发音不正是“伦”么？依据二，是口语中和“临”同音的字（即在普通话中都读作lin）。语音变化后，古音往往仍保留在部分口语词汇中，例如苏州人把鱼鳞叫作“鳞爿”，这个“鳞”字，如何发音，想来无须赘述了。依据三，是以粤语作旁证。广东地处岭南，从前山高皇帝远，受近代官话影响较小，保存古音因而也较多。如果谁有相熟的广东朋友们，请他用广府音读“临顿”两字，他会读成“lun dun”，就好像苏州人说“伦敦”。
古音保留在地名中，在全国各地其实都可找出不少例子 。例如，广东省有个县名为番禺，这个“番”字如果照本音读，是要让广东人笑痛肚皮的，他们叫作“潘禺”。为什么“番”会变成“潘”？原来古汉语中本来没有唇齿音，今天声母为f 、 v 的字，古代声母原是 p 或 b 。“番”和“潘”古时同音，后来“番”字读音变化了，但“番禺”这个地名世代口耳相传，依然照老样子叫，于是便成了 “ 潘禺 ” 。
那么，苏州人称葑门为 “ 富门 ” ，是否也因为依照古音呢？这倒不是，“葑”字从来就读若“封”，这里涉及的，是另一种情况，即地名虽已变更，但苏州人的叫法没有跟着改变。 “ 富门 ” 这一叫法，由来已久，宋代名臣范成大主编的《吴郡志》卷三即说葑门：“今俗或讹呼富门”。不过，这句话有两处语病：一是“今”， “富门” 的叫法并非始自宋朝，而应再上溯一千多年；二是“讹”，“葑”变成“富”不是以讹传讹，而是另有道理。这个道理，其实在《吴郡志》卷四十八《考证》中已剖析得很明白。考证者引用唐代张守节所著《史记正义》，指出苏州本无东门，越王伐吴时，梦见伍子胥“令从东南入”，越王于是“筑坛祭子胥，乃开渠，自罗城东开门入吴”，当时“有**随涛入，故以名门”。所谓“**”，即江豚，俗称江.，在今天已是濒危动物，但在二千多年前，原来在苏州偶或也可见到，并为位于苏州东南的这个新开城门带来其名称。苏州人所说的“富门”，其实是“X门”，或“X门”。“XX”两字今天声母虽然不同，但古代没有唇齿音，两字都和“富”音相近。后来“X门”更名为“封门”，取“封禺之山”之意（见《吴郡图经续记》），以后又改为“葑门”，但苏州人仍按春秋时代的老习惯，叫作“X门”。
苏州人把浒墅关称作 “ 许市关 ” ，也和地名更改有关，但又是另一种缘故了。每逢苏州人提到“许、浒”之讹，乾隆皇帝便会在皇陵地下打喷嚏。这自然是一大冤案，因为这一谬误的流传，根源远在一千多年前。当时正是兵荒马乱的五代十国时期，太湖流域是李知诰南唐和吴越国的势力范围。据元代高德基的《平江纪事》，浒墅关本名“虎*，至南唐讳琥（与虎同音），钱氏讳 * （与 * 同音），遂改名为许市。后人讹旧音，于许字加点水为浒，市讹为墅。”千馀年来，“许市”这个名称早被苏州人叫开，但是与此同时，“浒墅”这一写法也固定下来，因此而出现了一个音字不符的千古之谜。
接下来想谈谈养育巷、 因果巷、乘马坡巷等巷名。很多人诟病苏州人把这些十分雅训的地名 “ 讹呼 ” 为羊肉巷、鹦哥巷、陈麻皮巷。这其实又是一宗冤案，因为千百年来，早在这些 “ 雅名 ” 出现之前，苏州人本来就一直是这么叫的。证据何在？可查一查差一点连中三元的明代苏州才子王鏊所编的《姑苏志》。此书中根本不见著录 “ 养育 ” 、 “ 因果 ” 之类巷名，却提到 “ 乘鲤坊巷俗名鹦哥巷 ” ，永安巷 “ 俗名羊肉巷 ” 。而所谓 “ 乘马坡巷 ” ，书中记载正是 “ 陈麻皮巷 ” 。
由此看来，在明代末叶或是清代，苏州曾出现过一场 “ 文革 ” ，横扫过一切被认为粗俗的街巷名称。其办法或是在意识形态上将之拔高，例如 “ 羊肉 ” 易名 “ 养育 ” （使人联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人皆唱的 “ 爹亲娘亲不如——” 一歌）， “ 鹦哥 ” 改为 “ 因果 ” ；或是在字面舞文弄墨加以美化，于是 “ 牛屎弄 ” 变 “ 由斯弄 ”， “ 狗肉弄 ” 成了 “ 钩玉弄 ” ， “ 陈麻皮 ” 则摇身一变成为 “ 乘马坡 ” 。可惜市井细民不吃这一套，依然 “ 羊肉 ” 、 “ 狗肉 ” 般叫，真是枉费了红卫兵祖师爷的一片苦心。
苏州城内外并非读别的 “ 讹称 ” 还有很多，但大致不出以上两大范围：震泽呼作 “ 进闸 ” 、陆墓叫 “ 陆 m” 、阳澄湖变成 “ 扬长湖 ” 等，都可归于保留古音一类；西美巷称为 “ 西米巷 ” （按明代《苏州府志》和《姑苏志》，该巷原名 “ 米巷 ” ）、梵门桥弄称为 “ 眼门桥弄 ” （唐代陆广微《吴地记》著录为 “ 雁门桥 ” ， “ 雁 ” 字古音近 “ 眼 ” 。）、唯亭称为 “ 夷亭 ” （《吴地记》： “ 阖闾十年，东夷侵逼吴地，下营于此，因名之。 ” ），则属沿用古名了。不过，也有个别地名是苏州人故意读别的，乔司空巷即是其例。苏州人都把这条巷叫作 “乔师姑巷 ” ，位列三公的 “ 司空 ” 沦为三姑六婆的 “ 师姑 ” ，堪发一噱，但若照正字面读，司空音近 “ 屎孔 ” ，恐怕许多淑女绅士都会感到难以启齿吧。
那么，是否所有的 “ 讹称 ” 都错得有道理呢？当然不是，确是读别的地名不但自古就有，而且很多，例如谢衙前成了 “ 象牙前 ” ，都亭桥成 “ 都林桥 ” ，泰让桥成 “ 太阳桥 ” 等，都是很典型的例子。又如糜都兵巷先讹为“ 耳朵饼巷 ” ，后在 “ 横扫一切 ” 中雅化为 “ 宜多宾巷 ” ，游墨圃巷被谑称为 “ 油抹布巷 ” 后，易名为“ 游马坡巷 ” （想来跟 “ 陈麻皮巷 ” 改为 “ 乘马坡巷 ” 同出一手，不知此公为何特别锺情于 “ 马坡 ” 二字。）更使 “ 讹称 ” 的问题变得错综复杂。
不过。贯穿苏州城的人民路旧时为什么叫作 “ 马龙街 ” ，促狭一点的甚至叫作 “ 马桶街 ” ，却真令人难明究竟了。人民路旧称 “ 护龙街 ” ，清帝南巡前则为 “ 卧龙街 ” 。 “ 护 ” 与 “ 卧 ” 字均与 “ 马 ” 相去甚远，按理不可能音转。但若依上述 “X 门 ” 、 “ 夷亭 ” 、 “ 雁门桥 ” 等地名更改一二千年后苏州人仍坚持用旧名的例子，那么或者可以大胆假设，人民路在唐宋或更久远的时代，曾名为 “ 马龙街 ” 或与此音近的地名。按 “ 马龙” 即 “ 龙马 ” ，南朝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称 “ 马龙出而大易兴 ” ，若作地名倒是很旺风水的。只可惜《平江图》、《吴郡志》等较早的文献资料对坊桥寺观的记载巨细无遗，却偏对这么一条南北通衢不著一字，令人难找依据，只得信口开河了。 还保存着两支老秤的缘由。